編輯的話：單身女子跟父母同住好像是依附、自私，但是在《瀕窮女子》這本書點出日本單身女性的背後有許多困難不被看見，包括經濟和心靈上的貧窮，努力活著卻不斷被生活追著跑。而且不僅僅在日本，台灣也是如此，我們好像能在這些案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⋯⋯
日本根據「國民生活基礎調查」計算相對貧窮率，得出20歲到64歲的單身女性中，有32%的人可支配所得不到國民人均的一半。單身的女性，無法自立更生、默默掙扎生存的情境，台灣也有既視感⋯⋯工作到倒下、沒有訓練餘裕的職場、職場霸凌，疾病、人際關係碰壁等導火線；關於結婚、生產等女性生活的困境，特別是少子化對策對女性又有什麼樣的影響？
女性貧窮其實不容易被看見。
令人坐立難安的原生家庭
派遣工羽鳥瑞希（三十六歲）與父母和妹妹四人一起生活，卻因為與家人相處不順而煩惱。瑞希雖然正在尋找正職的工作，卻一直沒有得到公司錄取。
「這個社會，只要有一次非典型勞工經驗就無法輕易變回正職員工了。三十五歲之後，處境變得尤其艱難。」
瑞希畢業於理工大學，以儲備幹部身分進入了設計事務所，工作室位於東京，與男性並肩工作。然而，因為每天加班搭最後一班電車回家的生活誘發了梅尼爾氏症（Meniere‘s disease）而離職。其後，她做過行政職位與客服中心的派遣，設計公司、影像相關技術人員等，一直在各式各樣的職場上工作至今。然而，據說每項工作都因為契約到期、主管的職場騷擾、組織重整裁員等理由，沒待幾年就不得不離開。瑞希現任的派遣行政工作原本也是半年約，卻因為部門決定收起來而縮短了契約。
瑞希說，最難熬的是工作中斷的那段期間。
「我的父母很嚴格，要求我無論如何都要給家裡錢。連妹妹都怪我：『我都有好好給錢，妳這樣太不公平了。』⋯⋯工作中斷，我就去超市當展場銷售人員做日薪打工，以備給家裡的錢。」
據瑞希說，沒有工作的時候只能一整天待在家裡，但如坐針氈的狀態讓她心情無法放鬆。
「我媽很緊迫盯人，要我到外面工作、要我給家裡錢，但只要我因為找工作晚歸，又會大發脾氣。不久前，我心想自己不能再一直鬱鬱寡歡而開始跑馬拉松，媽媽一開始是支持，某天卻突然說：『一把年紀不結婚也不工作，還住在父母家的人跑什麼馬拉松，實在太難看了，馬上給我停下來。』⋯⋯」
瑞希從小就非常害怕情緒陰晴不定的母親，煩惱著和母親之間的關係，最後因為暈眩和噁心感，連踏出房門都變得困難而前往身心科就診。醫師建議她離開家裡獨立。
「我從很久以前就想離開家裡，離開母親，但現在不停、不停中斷的派遣工作是無法讓我一個人生活的。或許不管怎麼樣只要出去就好，但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家，首先就會感到不安⋯⋯」
工作到倒下的女性們
2008年，媒體大幅報導了一名在和民餐飲集團工作的二十六歲女性正職員工，在進入公司兩個月後過勞自殺的新聞。該名女性員工在幾乎沒有員工培訓的狀態下，被分派到店裡負責部分廚房業務，每天開店前下午三點進入店裡工作到深夜三點，忙碌的週末要工作到凌晨五點，每個月加班140個小時，遠遠超過了過勞死判定標準的八十個小時。報導指出，店裡還有許多以「自願性質」為名的無支薪勞動與早晨訓練，讓該名女職員幾乎無法休息。勞動基準監督署坦承其為過勞自殺，受害者家屬向該公司提告，要求損害賠償。2015年底，和民以支付一億三千萬日幣的賠償金，以及研擬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的策略為條件，與家屬達成和解。
不僅僅這名女性，2009年，受到年輕人歡迎的服飾廠商「CROSS Company（現為STRIPE INTERNATIONAL）」也遭判定造成職業災害——一名女性大學畢業進入公司五個月後成為店鋪負責人，因極度過勞、壓力導致死亡。
一直以來，「過勞死」和「過勞自殺」被視為拚死拚活工作的男性上班族象徵，與年輕女性八竿子打不著，究竟這些女性又為什麼會被逼到選擇自殺呢？
主要為年輕人提供勞動諮商的非營利法人組織POSSE，一年有1000件以上來自年輕人「工作到身體破破爛爛，最後得了憂鬱症⋯⋯」的諮詢，統計勞動諮商案件後，發現數量、內容上幾乎沒有男女的差別。
朱剛勇（NGO「人生百味」共同創辦人）說：
關於「貧困女子」大可以使用煽情的方式，勾起女性面臨共同困境時的憤慨，進而激起正反兩方的相互怒斥。然而本書作者選擇以嚴謹的方式書寫，大量採訪、補上看似是單一事件後，那共同的時代脈絡，並佐以清晰數據，使人即便揪心，仍能守住分際，辨別道理。
在任何國度、性別上，壓迫的黑影只要未離開，我們便要盡力牽起手，使人不被遺落。
本書節錄自《瀕窮女子》，作者飯島裕子（大塊文化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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